有学者认为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典型、最生动、最完整的符号或载体。”其旨在通过药补，达到人身体的阴阳调和与稳定，其“气”的运转顺通而不出差错，人也就自然不会生病。对中医药文化的认识总是可以从天然药材的分布与生产，即所谓道地药材；关于药材药方由来、功效的传说；中医诊治的思想理论基础三个方面入手。一者解决“凭借什么治”，后两者则解决“为何可以愈”的问题。道地药材是中医药文化的基础，在各种民间传说中，中医药文化的存在和表达又与中国两大思想体系——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有密切联系，可以说互为表里。
一、 茯苓文化与佛教信仰
以现代科学看，茯苓是一种多生育于松树根部的菌类，而茯苓在古籍中的最早记载来自《神农本草经》：“茯苓，味甘、平，一名伏莵，生太山山谷大松下。”[ [1] ]湘、贵、黔等潮湿恒温地方县志均有记载，但这样还不够。茯苓是中医中一种重要药材，撇开药学文献中茯苓的形态特色不谈，诗词与传说中的茯苓则被赋予了各种愿望。丘逢甲《自山中以茯苓为沈太夫人寿赋呈维卿师》贺唐景崧之母寿：“画省瑶殇六度开，荷衣亲祝向瀛台。山中故事松根梦，海上奇方药笼材。爱日心情官舍永，㔉云踪迹洞天回。自知小草难捐报，聊佐神仙服食来。”[ [2] ]诗中反复使用洞天、瀛台、神仙等意象，以茯苓为礼祝福沈夫人健康长寿。可见茯苓与信仰文化关联紧密，其中“松根梦”有这种说法：若梦到向松根求茯苓，则有“过山野生活之想和长寿之思”。禅诗《山居》诗云：“一株两株老松青，松下结个小茅亭...适然抛卷松间卧，梦与松根乞茯苓”。[ [3] ]可以看到，松、荷两大佛教文化的象征性植物与茯苓一同出现的频率很高，松四季常青、坚韧高雅；荷出泥不染，高洁清雅，他们组合起来呈现了作者的悠游自得和对宗教中许诺美好世界的向往。
在茯苓的由来上也有这样有趣的传说：药王菩萨是为施与良药，救治众生身、心之病苦的菩萨。传说药王菩萨要配制一副良药，还缺少一副药引——能人的血液。药王菩萨不愿伤人，于是变幻成美人与点石成金的能人“十八面”偶遇，在“十八面”跟随了她三十二里路之后，药王菩萨突然变成一颗松树，“十八面”反应不及撞个满怀，血流到了树子根，随即长出很多像红薯一样的东西，“十八面”这才发现真相，羞叹“服你了！”。这就是茯苓（服你）的由来。[ [4] ]茯苓不可能是由神人之血而生，但流传着这样故事的地区想必长久以来期待并相信着这拥有神之血的茯苓具有相当功效。
当然，经过漫长的中国化后佛教最终与道教、儒教一起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但《高僧传》所载两汉佛教传入中国，与茯苓首次见于文献的时间几乎一致，佛教传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巩固，随即步入了一个较快发展的时期。至东汉末年相关史料才逐渐丰富，虽然文字记载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但根据“层累说”，传说的产生也会晚于其发生的时代，再加上茯苓入药的故事多存于湘黔贵地区，传入时间应更晚，所以茯苓作为一味名贵药材，其缘起的传说应是当地居民在受到佛教传入的影响后所接纳和增添的故事，并不会影响其生产生活的根基和价值观念，然而以茯苓为代表的中医药文化却也逐渐与佛教一起渗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
二、 茯苓文化与道教信仰
贾岛的《赠牛山人》有“二十年中饵茯苓，致书半是老君经。”在一般人的认知中，中医与道教有着天然的联系。道教起源于先秦道家思想，是中国的本土信仰，经过长期发展与适应，上层道教与下层道教产生了很大的隔阂，关注点也已经大相径庭。上层道教，即学者和道士偏向老庄，关注道家思想的理论部分；而早期道教“以医传教”，下层道教更在意如何通过法术、丹药治愈瘟疫或获得永生。这也导致了皇族即使对道教推崇有加，对“妖道”却又持另一种排斥和压制的态度。在与广大民众和民俗习惯的密切交互中，下层道教不可避免的呈现一种“实用”的特征——所有供奉都不是无私奉献，而是需要得到一定的回报，如果不灵验信徒会不犹豫地转向到下一个神明，民间对道教的高接受度也与此有关。
隋唐时“祝由科”正式进入正史记载，“咒禁重 ”、“符箓”、“扶虬之术”被录入正式医术。道教“炼丹术”更是与中医药文化分不开关系，也正因此，茯苓在文献记载中总是有“益寿延年”“得道升仙”之效。需要注意的是道家思想原是不求长生的，葛兆光的讲稿中转引了妻木直良《道教研究》言：“虽然今日道教重长命富贵，但老子并不看重个人的长生”[ [5] ]作为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崇尚“道法自然”，道教吸收道家、阴阳家之精华，从“致中和”到“五行调和”，从中药到仙丹，在交错成长中，道教文化给予中医药在民间既神秘又可靠的外壳。总而言之，道教与中医药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道士通过中医药方宣扬道法，在民众中获得信任，而中医药得到了神学的外衣，其接受度也进一步提高。
特别在中医入药方面，有了道教的“保驾护航”，作为“九大仙草”之一的茯苓开始神乎其神起来：茯苓神药为“老松精气”所化，“久服安魂养神，不饥延年。”《本草纲目》云“茯苓，盖松之神灵之气，伏结而成，大如拳者，佩之令百鬼消灭，则神灵之气，亦可征矣。”[ [6] ]《史记·龟策列传》记载“传曰：‘下有伏灵，上有莵丝；上有擣蓍，下有神龟。’所谓伏灵者，在莵丝之下，状似飞鸟之形...千岁松根也，食之不死”[ [7] ]。《道藏》丹道服食方中有服食茯苓“不生饥渴，除病延年”[ [8] ]之效。
茯苓不仅长于充饥，还美容养颜，除病延年，不止医书、诗文中多有记载，外传故事更是多种多样。泰山下有万年茯苓的故事：富户王得财人到中年才得到一个仙女似的女儿，取名王兰妮。兰妮长到十七、八岁时，王得财给兰妮说亲被拒，气得将她的相好——秀才大胜抬上“拦住山”。兰妮不顾阻拦跑去与病重的大胜相依为命，艰苦经营之际偶然在千年老松树下的洞里挖到了像大萝卜一样的东西，吃后不仅肚子饱了，且病愈消肿，原来此药是万年茯苓。[ [9] ]《集仙录》中也有四川眉山一避难女子以茯苓充饥，容颜越来越美丽的故事收录。道家著作《仙术秘库》载杨正见人形茯苓仙术：眉州通义县民杨正见，机缘巧合与一女道一同生活，其打水时见一洁白可爱的小儿，抱回时小儿却逐渐僵硬，“如草木之根，重可数斤”。杨正见煮而食尽，原来这就是女道师父所说的人形茯苓，食之可白日升天，随即杨果然升天，时值开元二十年壬申十一月三日。[ [10] ]这里茯苓就不仅仅是充饥长寿之用，乃至于直接飞升成仙了。
中国古代形成食、养、医相结合的养生体系，“不老延年”等描述实际上本就源于道家，许多道士都精通医术，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以食入药”或“以药为食”食疗与药疗是统一的。道教认为人与自然必须保持一种平衡，人的各种行为，包括衣食住行，必须与自然界的变化协调一体，例如冬季不可吃寒凉之物，“冬吃萝卜夏吃姜”的民间口诀，实际上就是道教理念与民间传统的食疗习俗相结合的产物。中医药材有寒凉之别，有五畜五谷五果五菜，对应五脏，以食之灵养身之气[ [11] ]。这种朴素的分类规范至今仍在被使用着，中医药文化的古老智慧也一直在默默地呵护着生生不息的中国人。
在以科学为信仰的今天，与民间信仰交错缠绕的中医药文化是否还有发展的价值，答案是肯定的，中医药文化不仅包含了道家整个世界观与运行原则，佛家部分神学体系，大量中国本土与少量中国周边地区药材分布情况，功效与种植培育技术，中医药配制方法与适用情况等等。道教有“即身以治世宁”的“医世”说[ [12] ]，道教的教义，本来不热衷入世，但若世间身陷囹圄，道教作为比佛教更贴近底层民众的信仰做不到置身事外，虽然避免损失信徒是一方面，但道家思想所提倡的休生养息和率性而为总是在某些时候给了紧张的社会一丝喘息的空间。
三、茯苓文化发展前景与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
文化是指导人类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在没有抗生素没有体质监测的时代，中医药文化以药养身，创造了一套完全适用于东方人体质的医疗系统，加上吸取了儒家思想的“仁”而形成的“仁医”精神，于是中医药文化与中国传统三大思想体系——儒、佛、道都有借鉴与沟通。“中医药文化包括中医在内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等文化元素。”即，其在生理和心理上全方位对中国人进行了把握。举例来说，比起已经比较成熟和走向世界了的“孔子文化”，中医药文化虽然略显生僻但更具综合性和吸引力，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失的一环，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母子关系”[ [13] ]。2015年屠呦呦从中医药古籍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中医技术创新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很遗憾的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广度与中医药应用的广度很不匹配，中医药文化与相关产业发展结合不够，产业化程度也不够，在教育、饮食、生态、娱乐等各个产业都还有很大的结合空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茯苓作为中医药文化的代表之一，完全可以其为代表为中医药文化背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产品走向世界舞台。